有很長事件沒有寫過日志了，因為這段事件我都熱衷于轉(zhuǎn)日志，不是我不會寫，而是還不知道能寫什么。

而今天，我又在電腦桌旁敲擊著鍵盤，任我的思緒飄飛。

今天，我想聊下郎的話題。其實，我從高中開始就開始接觸郎的東西了，但那都是在一些刊物的文章里面得到的，接觸的不算多，接觸多了難免要受到其影響，如果把他的觀點答進文綜政治考卷里面，估計就悲劇了，如果那時高中就熟悉了他的觀點，那就更悲劇了，因為你甚至不想學政治了。

上了大學，我從寒假開始第一次借他的書籍看到，我就很著迷，因為，他真的很與眾不同，他的觀點不像有些經(jīng)濟學家說的話那樣晦澀難懂，猶如象牙塔里出來一樣。他的觀點清晰通俗易懂，一些抽象的經(jīng)濟理論，他能用生動的語言解釋清楚，他讓我們懂得經(jīng)濟學原來是經(jīng)世濟民的，同時也認為真理掌握在民間。他當然也不是完美的，也有瑕疵，但那不是不是主要的。

從去年寒假第一次看他的書開始，然后再去對照他所預言，他的論點往往切中事情的本質(zhì)，所謂的郎語非浪語，句句揪人心。

認真拜讀他的書已經(jīng)整整有一年的時間了，他的書無非就是三點。

解決問題要找到事情的本質(zhì)，要懂得透過現(xiàn)象看本質(zhì)，從問題的本質(zhì)下手，然后對癥下藥。

曾幾何時，我們中國有過太多的問題，醫(yī)療，教育，住房，收入，我們也又過解決問題的雄心，甚至有解決問題的耐心。但這些問題還是像痼疾一樣年復一年的困擾著我們，以至于網(wǎng)上都說了我們是房改之后買不起房，醫(yī)改之后看不起病吃不起藥，教改之后上不起學的，因為這些改革我們總是頭痛醫(yī)頭腳痛醫(yī)腳，總是根據(jù)事情的表面現(xiàn)象來做決策，不愿意深入問題的本質(zhì)去找原因，形成一個懶政思維，形成過去一死就放，一放又收，一收又死的惡性循環(huán)的怪圈中來，那就是不愿意去勞，去費心思，根據(jù)問題爆發(fā)出來的現(xiàn)象去做決策，權利的傲慢和特權思維在作怪，或者就是簡單利用行政權力去干涉，導致事情越來越糟，越來越惡化。還有，我們通過他也能了解到制造業(yè)的本質(zhì)是什么？以前，我們總以為制造業(yè)就是簡單的制造，而不是大物流流通零售環(huán)節(jié)，通過他也認識到了制造業(yè)的本質(zhì)就是條完整的產(chǎn)業(yè)鏈，一千，我們忽視了產(chǎn)業(yè)鏈喪失了定價權，在國際貿(mào)易中任人宰割，受制于人，沒有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，甚至沒有自己的流通銷售體系，這一切，都需要我們?nèi)ソ?，去完善，去整合，也就是這也可以讓制造我們的就業(yè)難的根源在于制造業(yè)的短板，唯有高效的整合產(chǎn)業(yè)鏈，才能解決我們大學生就業(yè)難的問題，也才能止住人才流失和精英外逃。

第二點，就是信托責任。

這一點在股市的時候被反復的強調(diào)，他說中國的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和上市公司缺乏信托責任，不為中小股民著想，內(nèi)幕交易，到處圈錢，唯利是圖。他說，中國是一個缺乏信托責任的國家，其實這話有待商榷，信托責任如果沒有我猜錯的話，就是義氣，信義，這是古人所最看重的東西，也是中華文化的瑰寶，說得更白些就是，所謂的信托責任就是當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，在往外延伸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，接著再往外延伸就是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我們今天發(fā)生仇官仇富問題，還有當今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很多問題，究其根源，就跟中國股市發(fā)生的問題一模一樣，就是上市公司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和政府官員還有富人是一樣的，對中小股民對老百姓沒有信托責任，喪失信托責任。北大教授厲以寧說什么中國的窮人為什么窮，是因為都有仇富仇官心理，這簡直是一派胡言，實乃滑天下之大稽。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仇富，當初在改革開放的時候，政策是這樣說的，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合法手段和勤勞先富裕起來，然后通過先富帶動后富。請注意這段話，合法手段，勤勞，先富帶動后富。我們?yōu)槭裁闯鸶?，我們仇的是非陽光致富，仇的鉆政策法律空子致富，而是有一個底線不能讓其他人變得更窮，因為這是剝削和占有，我們之所以仇富是因為富人沒有信托責任，辜負了鄧小平和全國人民的期望，以至于郎都說先富起來的人那些人不是人。先富起來，對未富起來的人是有信托責任的，所謂有錢大家一起賺嘛，也應該有理由帶動他們一起致富，而不是去奴役他們，對他們呼風喚雨，吆五喝六，指手畫腳，也更不是連他們的那份也一起剝削占有。再說，有誰見過我們仇李嘉誠嗎見過我們仇比爾蓋茨嗎？沒有，我們對他們更多的是崇拜，不僅因為他們是靠勤勞智慧富起來的，更因為他們是慈善家，他們對這個社會對國家都是很有信托責任的，李嘉誠懂得有錢大家一起賺，而且還捐資辦學辦醫(yī)院熱衷慈善。為什么仇官，也是因為對百姓沒有信托責任，想人民之所想，急人民之所急的信托責任不見了！上臺先搞形象工程，然后強制拆遷，老百姓的抱怨和牢騷全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，以至于周立波成立了中華牢騷調(diào)查總局。然后通過各種法律條文抽錢抽稅，東窗事發(fā)以后，攜巨款外逃，他們心中有沒有百姓，對百姓的契約精神哪里去了！

第三點，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仁者情懷。

很多時候，郎都是危機的預言者，我們也是經(jīng)常埋怨他報憂不報喜，與時下主流媒體專家專門報喜不報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但是，自古忠言多逆耳，盛世更需危言。通過他，我們確實知道我們忽視的問題，而且問題總是那么的讓我們觸目驚心。很多危機都被他預言到了，我們現(xiàn)在不是責怪與埋怨的時候，與其埋怨他，我們不如冷靜的思考，難道我們真的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？專門看別人的壞，自己無自知之明，必須像鴉片戰(zhàn)爭那樣要在別人的鞭子抽打下才能覺醒與前進嗎，必須要別人當頭棒喝然后自己痛徹心扉之后，才能改過自新嗎？如果是這樣，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悲哀。在當今的歌舞升平燈紅酒綠的沉默年代，我們不要埋怨戴旭還有郎的危言聳聽，而是應該呼喚更多像他們那樣具有仁者情懷且懂得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智者。

看了那么多郎的著作，聽了那么多郎的觀點，我們應該學到一個思維，去思考國家，經(jīng)濟，與民族。